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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还是安全未来中国对外战略需定调

发布时间:2021-01-21 17:11:18 阅读: 来源:货车厂家

发展还是安全:未来中国对外战略需定调

【编者按】9月3日晚,澎湃新闻“外交学人”栏目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联合举办了第一期“外交学人政策坊”。

本期主题是:未来十年中国外交亟待研究的问题。

来自复旦、北大、上外、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八位学者交流讨论了各自近期的研究进展。他们关注的问题有:中国国家安全体制与外交体制的矛盾;虚拟空间内的秩序建构;网络时代对国际法与主权的挑战;中国的“军事走出去”;中国跨境安全治理的转型;海洋秩序研究等。有些成果尚未发表,因此暂时无法与读者分享。

这些问题都指向两个核心的辩论:

一,在中国未来一段时间,安全与发展这两种战略取向应孰轻孰重?

二,未来的中国角色与国际秩序之间应是什么关系?

“外交学人”选取首期“政策坊”中的精彩观点刊登,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中国学者正在研究什么,研究得怎么样。

政策坊参加学者:

陈志敏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

苏长和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

宋国友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

沈逸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张骥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师

胡波 北京大学海洋研究院副研究员

孙德刚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研究员

张春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展望》副主编

跨境安全治理转型

张春

我最近在写的一篇论文,研究的是:传统地缘政治是如何向复合地缘政治进行转变的?跨境安全问题又是在如何复合地缘政治中涌现的?该如何进行跨境安全治理?

第一,由于技术发展及大众政治觉醒,致使传统的“不变”空间发生了变化,“现实空间”、“虚拟空间”既在变大、又在变化,产生压缩效应,使得“现实”、“虚拟”两个空间互为影响。

第二,时间的同步效应。比如网络的应运而生,使得时间“相对静止”,时间被“拉长”,即在短时间内的效率提升迅速(非政府组织动员工作效率高),时间也被“压缩”,即网络与现实是几乎同步的。

因此,空间、时间既扩大、又压缩,两者相互叠合,产生了复合地缘政治。

跨境安全,传统上是指人员流动、资本流动、邻国一体化、边界控制等;但由于在复合地缘政治条件下,实际边界变得更不可靠,跨境势力联动势力愈发明显(仅仅靠封锁信号、控制边界的作用不大);跨境安全复合体更加复杂,还易影响到国内。

国家安全委员会应如何管理安全

张骥

我最近研究的是国家安全委员会。

第一个方面有关对外政策的顶层设计。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建立不可避免会对原有的决策体制产生影响。新的国安体制跟外交体制之间究竟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中国的对外政策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决策体制?

不过这个问题背后,有一个更大的哲学命题,即中国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内政与外交之间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现在中国的外交议程对中国的内政影响越来越大,怎么处理两者关系?

第二个方面是外交执行体制现代化的问题。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外交执行体制跟当前实际相匹配?从内部的外交体制改革来讲,又面临着如何减少层级、重划功能等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

第三个方面是外交人事制度改革。主要面临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职业外交官跟政治任命之间的关系。我们现在外交官两到四年一换的任期,对外交官的成长并不完全有利。另一个问题就是国际公务员的培养。直到今年,国家留学基金委才开始资助中国学生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去实习。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国家战略来推动中国人进入各类国际组织。

最后一个方面,我们现在新建的国家安全体制如何对原来的国家安全体制进行改革?我有两个不太成熟的思路:一个就是比较研究的思路。看看其他国家的制度设计是什么样的。第二个思路就是从古代中国安全体制中寻找经验。但是,所有的思路都是要归结到一点,那就是我们在对国家安全制度进行改革和设计时,应该扎根到中国的土壤当中去。

国际关系学者怎么研究海洋问题

胡波

我研究海洋问题。我感觉,海洋研究因其复杂性,需要掌握法律、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的知识,国际关系在未来的海洋研究中能发挥出何种作用?

1。国别海洋政策研究。这是近年来中国、美国、日本都面临的问题,海洋政策如何协调与整合?中国除了研究的机制性协调外,更多的需要关注与中国密切的相关的他国海洋问题。

2。海洋争端解决。需要研究如何从外交层面进行海洋争端解决。

3。海洋秩序研究。中国走向海洋,中国希望构建怎样的海洋秩序,怎样去达成这个海洋秩序?(比如,英国曾以自由贸易的方式“走向海洋”;美国则以海上航行自由的方式“走向海洋”,那么中国呢?)

4。海洋地缘战略。虽已有大量研究工作,但研究的针对性、可操作性不强,也需要考虑严谨性,目前还是一个比较粗的框架式研究,需要具体细化到: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外交理论创新至少着眼十年以后

沈逸

我的研究关于数据主权。在网络安全方面, 尝试推动全球网络制度变迁及其秩序建构, 是未来十年中国外交亟须思考和解决的一个问题。从现有情况来看, 国际关系理论在网络安全问题上面临四个方面的要求:1. 理论研究需要提出一个新的话语。 这个新的话语可能涵盖一个或者若干个核心概念,而这个(或若干个)概念则要在有理论依据的基础上把中国的核心诉求讲清楚。 而且,这个理论依据一方面要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另一方面也要能够被国际社会所接受。

2。理论必须为战略规划服务。 中国现在在网络安全上缺乏一个战略规划,即缺乏一个整体性的安排。 这也就导致了我们在应对措施方面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现在学者要贡献战略理论,但如何把这个理论跟战略规划相结合也是一个难点所在。

3。制度设计。 如果要推动学理意义上的网络安全建设的话,中国在国内政策制定方面则需要调整。

4。在法律上,我们也没有用条约术语来对网络安全进行一个清晰的界定。

中国现在在网络和主权方面已经发展出三个核心概念: 即数据主权、信息主权以及网络主权。 这三者之间的关联是什么呢? 又应该以哪个概念为核心,配合原来的国家主权理论,去发展出一套有助于中国国家利益的网络空间行为准则呢? 我觉得,这些问题是未来研究主权与网络安全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宋国友:有人说中国外交现在“头已经进入了21世纪,身体还在20世纪”。 但这句话我想换个角度理解:中国现在发展很快,我们现在所反对的,很可能五年、十年之内,就是我们要做的。 在网络领域,中国是“守方”,主权往往是弱者对待强者的一个借口。 但我们中国很快会成为强者,所以我们现在在做研究的时候,必须顾及到十年以后这些言辞是否还适用。外交理论创新是指,现在说的东西能够铺垫在十年以后。 比如,海洋法问题就是很大的教训。

沈逸

但相比其他国家的上升期阶段, 中国的上升期不是全面上升期。 我们现在提这些概念,这些概念的“适用期”瞄准的是什么时段? 这需要对中国整体发展有一个判定。

另外,中国崛起了以后,我们设定的目标行为模式是什么?

第三个就是做法问题。 美国外交有一点很清楚,它的外交言辞和外交设计任何时候都服从于国家利益, 不会被任何外交言辞束缚手脚。 言辞的解释,是从美国国家利益出发的。 但中国的问题是,中国签了国际条约以后,真的会照着国际法条文和字面上的意思去理解国际法,然后再来执行。

苏长和:我给学生上国际法的课,感觉中国人搞国际法太老实了。

沈逸

从顾维钧开始,中国外交官真的是精研国际法条文本身,然后用条文本身来说明问题,是完全不偏离条文的。我们在设定出自己的概念之后,理论上去设定一个目标,是可以的。

未来10年中国外交优先议题

苏长和

我认为核心问题是主权问题和秩序问题。

中国如要“走出去”,那可能会面临是否或突破主权,突破哪部分主权、突破哪个层面的主权?

比如,在互联互通、海外利益管辖、非战略军事力量部署、中国的海洋存在、网络、两岸关系上都涉及到“主权”,其背后的理论支撑将会赋予其怎样的内容,是值得深思的。

陈志敏

关于未来十年的外交优先议题,从全局来看,个人认为有这么五个需要厘清和界定的问题:

1、 安全战略和发展战略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保证国土安全的前提下,通过发展来增进安全。在新形势下,安全和发展之间如何统筹相互关系?如何界定优先顺序?安全议程是否会统领中国发展战略?

2、 安全利益和整体中国外交战略关系:会否因为解决局部和次要安全问题,使得中国的整体外交战略处于被动状态?

3、 中国的外交角色和国际秩序的关系:中国要在国际社会中扮演怎样的大国角色?中国将力图构建怎样的国际秩序?其中又产生何种影响?

4、 外交创新和外交传承:自改革开放以来传统的外交传统需要在新形势下进行转型。但需要明白往何种方向转型,如何转型,转型的步伐如何规划?外交创新,是否需要外交革命?

5、 中美竞争和中美合作的关系:中美关系势必充满竞争,也需要合作。但如何定位这种关系?是竞争大于合作,还是合作大于竞争?是有希望导向合作大于竞争,但是注定竞争大于合作?如果希望合作大于竞争,政策设计和实践如何展开?

发展与安全孰轻孰重?

沈逸

现在中国的大问题其实是发展和安全的问题。 我们怎么理解国家安全? 大多数人讲起来都知道,“不发展是最大的不安全”, 但政策一落地—以网络为例—就容易走样。对执行层面的人来说,只要没有新的东西出来,回到旧的轨道上去,没有任何不确定性了, 这就是最大的安全。 网络空间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碰到这种问题的领域。

张骥

要分两个层面:一个是主观的认知,另一个是外部环境。如果外部环境对中国刺激感到不安全,它就会把安全放在很重要的地位。如果这个时候对安全的判断出现失误,会给战略安排带来问题。而外部的刺激也有责任,如果日本没有挑衅,很难想象中国会有这样强硬的回击。

沈逸

中国的安全标准在上升。国家强大之后,对自我的心理认知是不是有一个变化?

张骥

力量的因素也需要考虑。在有力量和没有力量的时候,国家对安全和发展关系的认知也不一样。

沈逸

我个人认为,现在我们的讨论中有一个大的问题:我们隐隐约约是把发展和安全对立了起来。 但这两样是拆不开的。其实发展问题并没有解决好,才是产生安全问题的原因。 我们以前把发展理解为总量的增加,现在的发展则是增加的总量如何进行合理分配。从国内来说,国内很多矛盾是因为分配不公,而不是说为了解决分配不公而把增加的总量减下去。 几个问题是混在一起了。

从学者角度来说,应该回到最初,重新界定发展和安全之间的关系。发展和安全是不能偏废的,不能因为谋求一时的发展而去交换一些真正关系国家利益的安全问题,这是不可以的,而且现在也没有必要。

但另一方面,如果说为了保障安全而把发展停下来,或者先停一停,等到搞安全了再去推发展,我个人认为这种麻烦更大。麻烦在于,这种思路带来的实际后果是不可修复的。

宋国友

我们发展还不够好的时候,人的耐受力是很强的,比如,以前我念书时住没有空调的宿舍,觉得没什么,现在这种情况可能就难以忍受。安全也是如此,我们对不安全的耐受力下降了。但是,感觉到不安全就要付诸政策,要有经济去支持,问题就来了。

张春

可是安全的门槛是下不来的,人的生活质量在提高,对安全的要求也在提高。你看联合国《2015后发展议程》和《千年发展计划》的设置区别,《千年发展计划》设置的基本上是底线目标,《2015后发展议程》相当一部分是质量目标,比如减少“不平等水平”,这个是没法定量的。

沈逸

美国国内和国际的安全标准是不同的,国内高,国际低。中国怎么做?是学美国,还是反过来?但反过来肯定会出问题。

苏长和

这涉及时代特征的判断。

沈逸

中国现在已经开始设计时代特征了。我们怎么做就是这个时代的特征。如果我们选择战争,这个时代特征就变成战争与和平了。

孙德刚

我们这几年强调“绝对安全”比较多。

宋国友

我们应避免安全上的“未富先贵”。应该形成和我国人口基数和发展环境相适应的安全观,而不是“富贵安全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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